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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让他们在一起吃饭、睡觉、训练，时间长了，隔阂自然就没了。

    效果是明显的。

    短短一周，架子就搭起来了。

    原来互不相识的各路人马，开始能凑在一起说说话了。

    思想教育同步跟进。

    方志行从政训处抽调二十名副连长，分驻七个营。

    第一课讲“为什么要抗日”，农民们喊得最响；第二课讲“什么是抗日军人”，念到“不做汉奸”时，伪军里有人低下了头。

    副连长走过去拍拍肩膀：“过去的事，军座说了，一笔勾销。以后的路，靠自己走。”

    半个月下来，效果出来了。

    原来忐忑不安的投诚人员，渐渐敢抬头说话了；原来懵懵懂懂的新兵，开始明白当兵是怎么回事。

    副连长们挨个班走访，脚磨破了送药膏，眼镜摔坏了找人修，想家的陪着说话。

    人心，就这么一点点拢住了。

    扩编之后的第一件事，是换装。

    南昌战役缴获的日军武器堆积如山。

    三八式步枪、九六式轻机枪、九二式重机枪、掷弹筒、山炮、野炮——这些浸透着日军鲜血的武器，如今成了荣誉第一军手中的利器。

    新三师原本就是日械师，维持编制不变。

    新编独立旅也被顾沉舟打造成日械旅。

    这么安排有两个考虑：一是弹药统一，后勤补给方便；二是投诚人员里不少人都熟悉日械，用起来上手快，正好可以当教员，带着新兵练。

    换装之后，适应性训练随即展开。

    农民们第一次摸枪，手抖得厉害，班长就在旁边一遍遍教；学生们体力跟不上，五公里跑下来瘫在地上起不来，排长就吼着让他们爬起来继续。

    游击队员们自由散漫惯了，不习惯列队，连长就天天盯着练；伪军们射击没问题，但队形散漫的毛病也有，陈大雷在训练场上吼着让他们改。

    一个月后，成效出来了。

    五千新兵，已经能像模像样地列队、射击、战术演练了。

    农民学会了瞄准，学生跑得动五公里，游击队员习惯了列队行进，伪军开始主动帮新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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