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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玛丽下楼的时候，发现父亲已经在书房里了。

    她站在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。班纳特先生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摆着两叠厚厚的稿子——那是她几个月来全部的心血。一叠是《阁楼上的指印》，一叠是《冰窖里的体温》。两卷手稿并排放在桌上，封面朝上，整整齐齐。

    他正在看什么东西，眉头微微皱着。桌上放着一杯茶，已经凉了，一口没动。

    玛丽敲了敲门。

    “进来。”

    她走进去，站在书桌前。

    “父亲，您今天要去伦敦吗？”

    班纳特先生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

    “嗯。约了你舅舅爱德华，一起去蓓尔美尔街转转。”他把手里的信放下，又看了一眼那两叠稿子，“两卷都带上，一次谈妥最好。”

    玛丽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我有个想法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毛：“什么想法？”

    “关于合同的事。”

    他放下手里的信，靠回椅背，看着她。

    “说。”

    玛丽站在那里，两只手交握在身前，声音尽量放稳：

    “我听您说过，现在的出版商都是一次性买断版权。作者拿一笔钱，然后把书卖给出版商，以后卖多少本都与自己无关。”

    班纳特先生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我不想这样。”玛丽说。

    “哦？”

    “我想要分成。”她说，“每卖出一本书，我拿一部分利润。不要保底的钱，只要分成。”

    班纳特先生看着她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他问，“如果书卖不出去，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出版商不愿意呢？”

    “那就换一家。”玛丽说，“总有愿意的。”

    班纳特先生又看了她一会儿。

    然后他问：“你这么自信？”

    玛丽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她想起那些深夜，想起那些燃尽的蜡烛，想起那些写满字的纸。想起弗朗西丝·沃斯通站在阁楼的窗前，想起冰窖里的温度，想起那个提着牛肉来找她的年轻人。

    她想起沃斯通克拉夫特，想起那些骂她的话，想起她死后被污名化的整整一百年。

    然后她抬起头，看着父亲。

    “一半是自信。”她说，嘴角弯了一下，“一半是……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书。”

    班纳特先生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们之间，也落在那两叠厚厚的稿子上。

    然后他笑了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他站起来，把那两卷手稿小心地收进皮包里，“那我就去替你谈这个‘分成’。”

    他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。

    “不过我可提醒你，”他说，“蓓尔美尔街上的那些出版商，一个个精明得很。我可能要在伦敦待好几天，跟他们磨破嘴皮子。”

    玛丽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我不急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班纳特先生看了她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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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伦敦，蓓尔美尔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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