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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伊丽莎白嘴角弯了弯，什么都没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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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傍晚的时候，柯林斯先生又回来了。

    这回他脸上那得意劲儿，比早上更甚。

    “凯瑟琳夫人有话带给你们！”他说，声音都高了八度，“老人家觉得心里沉闷，切望大家和她共进晚餐！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。

    “特别是班纳特家两位小姐。夫人特意点了你们的名。”

    玛丽看了伊丽莎白一眼。

    伊丽莎白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脸上还是那副淡淡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那我们就去吧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伊丽莎白一见到凯瑟琳夫人，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——差一点点，玛丽就会成为她的外甥媳妇了。

    这个念头一出来，她差点没忍住笑。

    她想象着如果达西真娶了玛丽，凯瑟琳夫人那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一定比现在这副傲慢的嘴脸有趣一百倍。

    她低下头，假装在看裙摆，把那点笑意死死压住。

    玛丽站在旁边，倒没注意到姐姐的心思。她的目光落在凯瑟琳夫人身后的安身上。

    安今天穿着一身天蓝色的长裙，那蓝色淡淡的，衬得她苍白的脸上有了一点血色。玛丽在那颜色上多看了片刻。

    蓝色。

    她忽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。

    在20世纪中叶以前，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红色一直代表着勇敢、牺牲、战士、领袖。因为鲜血是红色的，所以那是属于男人的颜色。而粉色是鲜血遇水之后的颜色，被认为是男孩应该穿的——他们是未来的战士，未来的牺牲者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壁画里，男孩常常穿着粉色。

    蓝色呢？蓝色是圣母玛利亚的颜色，象征着纯洁、柔顺、忠贞。那是给女孩穿的。

    到了20世纪中期，商家为了多卖东西，把过去几百年的价值观一扫而空。他们开始大肆宣扬：女孩就应该用粉嫩的粉色，可爱，柔美；男孩就应该用冷静的蓝色，理智，沉稳。

    那些广告，那些海报，那些育儿指南，一遍一遍地告诉人们：这才是天经地义的。

    可哪有什么天经地义？

    玛丽想起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时，人们说的一句话：性别是被社会塑造的。

    她现在就站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起始点上。

    看着眼前这些被规矩、被礼教、被“体面”框住的女人，她忽然觉得有趣极了。

    只要不对女孩说什么不可以做，一个人的未来能创造出什么，谁又能知道呢？

    可男人总是会无视那些伟大的女性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在世界留下的痕迹。

    明明欧洲历史上就有那么多伟大的女性领导者——那些女王，那些女公爵，那些在战争和政坛上翻云覆雨的女人。

    圣女贞德的故事，更是人人皆知。

    有居里夫人，那个在实验室里熬白了头发的女人。

    再过一百年，还会有伍尔夫——那个深刻洞察女性处境的作家。

    哦，还有那个发明了Wifi基础技术的女演员——玛丽一下子想不起她的名字了，但她记得那个故事。

    可那又怎样？

    平权之路，注定艰辛。

    需要漫长的时间，一点一点地进步。

    玛丽收回目光，落在自己脚上那双简朴的鞋子上。

    她站在这儿，穿着这身衣裳，看着安身上那条天蓝色的裙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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